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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史书，我们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时间的恍惚，那就是越翻到后来越 觉得索然无味。中国的历史人物，大都是越到后世越觉得缺乏光彩。先秦 时期，那些敢于舍生取义的武士，到了汉代就褪去了骨子里的豪气干云化 为权力集团的附庸。估计他们在趋炎附势的时候，早己忘记他们的前辈们 曾经有过一个光芒万丈的理想：那就是软禁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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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河舞厅》爆红背后
最近，《漠河舞厅》这首歌突然火了，《漠河舞厅》登上多个音乐平台热榜。，不少人应该都听过，这是一首有些伤感的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其实有着很悲伤的故事。
10月25日，黑龙江省漠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在其官方认证的短视频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条关于《漠河舞厅》的内容介绍视频。今天就跟大家聊聊，《漠河舞厅》背后的故事讲了什么？
这条视频讲述了两位老人的爱情故事。1987年5月，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发生特大森林火灾，200余人遇难，其中就包括张德全老人(化名)的妻子康氏。
《漠河舞厅》是由音乐人柳爽根据张德全老人和他的亡妻康氏之间的爱情故事为原型，创作并演唱的。初听《漠河舞厅》的人，一定会觉得曲调、歌词都好有指向性，充满了故事感。没错，歌曲最后也写着：谨以此歌献给张德全老人及其已逝爱妻。 这个故事发生在漠河，最冷的漠河，张德全第一次见到康氏就被她的舞姿深深吸引，他展开了紧锣密鼓的追求，为她写诗，陪她在拥挤的仓库里跳舞，可以说那是张德全老人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光。 只是在1987年，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席卷了整个漠河县，新闻报道称它为“天火”，只用了半天时间，漠河化为一片灰烬。而这遇难的193人里，就有张德全老人的妻子，康氏。 漠河舞厅背后的故事 看过的人都哭了 此后的三十年里，张德全老人再未续弦。他们也没有孩子，他三十年如一日的给妻子写信，表达自己的思念和爱慕之情，可是天堂里没有回信。每当夜幕降临，漠河舞厅将会迎来这位孤独的老人。 音乐响起，灯光摇曳，他站在舞池中央，仿佛又回到了那间狭小的仓库，和他最爱的人翩翩起舞。 张德全给妻子写的信是这样的，“苦难已过，世界大好，我也老了许多。人因何而美丽，又因何而凋谢，是惹怒了憩息的神明，抑或是连它也妒忌你的美丽，降于你炽热的登场，又炽热的退去。我们会坠入爱河，我深信不疑。” 年轻人在热闹的都市、在音乐节和短视频平台上，热烈地追捧着北疆漠河里的爱情童话。在这副事实里，时间和空间，本身就是最辛辣的讽刺。 只因为，身处都市尘嚣里的你我，确已失去了相信爱情的坚定，确已失去了承担爱情的决绝，确已失去了奉献爱情的孤勇。 “如果有一天，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听着歌，张德全老人的爱情，在眼前仿佛像放电影一样环环闪过。 以上是最近朋友圈都在聊啥，唱哭人的《漠河舞厅》，背后居然有这么悲伤的故事的全文内容
/规律。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宋的 战略决策，常常要受制于宋太祖时就已形成的基本原则。这些集中体现在 两个方面：崇文抑武和守内虚外。
(一）崇文抑武
自古以来，历代历朝都在孜孜不倦地探求如何走上強兵的道路。战国 时期的齐威王曾向孙膑请教如何强兵。他说很多谋士都向他献言，有的主 张以政教强兵，强调教化是强兵的良方；有的主张以行善强兵，坚信有德 无敌。他觉得这些都有道理，但不知如何取舍。孙膑明确指出这些都不是 强兵之策，只有富国才能强兵。但宋朝皇帝，因对军队既爱又怕，所以在期待军队强大的同时，却有意抑武，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怪现象。
北宋崇文抑武观念的形成，基于“惩五代藩镇强盛之弊”和维护宋代 军队的长治久安。它产生的重大影响并非局限于思想领域，而是引发了一 场军事革命。在军事制度的改革方面，宋代的改革深度是中国历史上是少 有的。皇帝集权与将帅分权是其军事制度改革的主要特点。军队的统帅机 构宋代称之为“三衙”，即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 都指挥司三个机构。由“三衙”产生的“三帅”，分统禁兵，互不统属， 他们只对皇帝负责。“三帅”没有调兵权，调兵的核心机构是枢密院，这 一要职由文官担任。
宋代对统兵权的分割，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但机械地矮化武官，不委 以重任，而由不知兵的文官替代，这正是这一制度致命的弱点。乾德元年 (公元963年）二月，天雄节度使符彦卿来朝，宋太祖想委以重任，但赵 普认为彦卿名位已盛，不能再委以兵柄，数次进谏，宋太祖均不听。此后 又私下对太祖说：“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复悔。”太祖反问他为何深疑而不 放，并说“朕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赵普说：“陛下何以能负周世 宗?”帝默然不语随后符颜卿未受重用。由此可深切体会到历史的厚 重，如剑出鞘，剑锋所指，合力所向，要想人为改变，并非一件容易的 事情。
宋真宗以后，由文臣任统兵官并监督统领武将的情况已渐成惯例。安 抚使、经略安抚使等职位一般都由文臣担任。这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 有过的军队，由不知兵的文臣做统帅，军队的决策权，“必以文臣为经 略”，而这一切，都源于“祖宗之法”。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体制下的军 队，如何与敌斗智斗勇？早在春秋战国，就有“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 国的戒训，即治国之法不适应治军，治军之道也不合治国，因为军队 是一个特殊的武装集团。宋代以文制武、谨防反叛，反而走向另一个极 端。这不能不说是另类的倒退。
在这样的体制下，宋军虽然多达百万，但却无战斗力。宋与辽战和 后，西夏元昊称帝与宋连年交战。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西夏军在三 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大败宋军后，朝廷大为惊恐，宋仁宗一面征调军马粮草入陕增援，一面调整主帅，派颇有声望的韩琦、范仲淹入陕为边 帅，不久又任命韩、范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兼延州主帅，与陕西 经略安抚使夏竦一起主管全陕军事。
范仲淹在延州把州兵18000人分由两将率领，加强训练，又根据地形 构筑堡寨，使各堡寨相互支持，并提拔作战勇猛的狄青为将。范仲淹虽做 好战争准备，但只握有延州一线的军权。在研究作战方案时，各路主帅各 持己见。范仲淹主张持重防御，韩琉力主协同出击，身为统帅的夏竦却无 主见，只在军中与侍婢淫乐，而把攻、守二策上报，待宋仁宗裁决。
夏練原是翰林学士，曾负责过修先朝国史的重任，后任枢密院副使， 可谓知文而不知武。宋仁宗接到夏竦的请示后，批准了韩琦主动出击之 策。韩琦于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派大将任福统兵18000人，深入敌 后，试图割断西夏兵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的退路。任福率兵抵好水川 (今宁夏隆德县东）时，正中李元昊的埋伏，任福、桑怿等人战死，军败 将亡。
好水川战败后，宋仁宗罢免了夏竦，任命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 分任秦凤、泾原、环庆、鄺延四路主帅，各负责一路防务。庆历二年 (1042年）闰九月，元昊大举进攻泾原路的镇戍军（今宁夏固原），王沿 派大将葛怀敏率兵抵御。宋军在定川砦（今甘肃平凉市北）遭元昊包围， 葛怀敏、曹英等16将官战死，9400余宋兵、600佘匹战马皆被夏兵掳去。 定川砦之战，宋军损失惨重。
定川砦战败的消息传至京城，宰相吕夷简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 骇也。”此后宋仁宗对其辅臣说，鄺延都钤辖张亢与本路部署许怀德战中 不能同心协谋，以此惩处，“当悉夺官，安置极边”。张亢上书争辩到：将 不知兵，在未深入了解失败原因之时进行处罚，既无益于军队，也不能把 握制胜之道。贼每到一处，诸路援兵相距十程，千里远斗，怎能英勇对 敌！若贼退却，便是空劳出兵，当敌情再变，必又如此，这是不战而自我 消耗。夏竦、陈执中都是朝廷大臣，凡有敌情，应该决断不疑。如今却严 守文书、诏令，每有圣旨传来，他们则翻录向下传达，如遇紧急重大行 动，则令大家等候朝廷指挥。既然如此，又何必命大臣做统帅。如果臣言
104 I决策智*与历史博弈
狂率不可用，则请求重新降黜钆此肺腑之言，道出了宋军失败的关键 所在。
以夏竦为代表的文官统帅，确实起到了抑制武官的作用，但换来的却 是成千上万将士的牺牲和国家利益的削弱。由此不难看出，宋军的败绩， 不在将士是否神勇，而在于制度的掣肘。一支被层层分割的军队，所形成 的战斗力也往往是支离破碎的。此外，皇帝在千里之外凭借主观感受指挥 全军，胜算几何就可想而知了。
(二）守内虚外
宋太祖在建宋之初，除了时刻防备武将造反外，对战略主要方向的认 识并不深刻。但不久发生的两件事，使他对此问题有了定论，这就是“守 内虚外”的战略思想。
第一件事是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李顺、王小波的川蜀农民起 义。李顺以卖茶为生。当时宋朝官府在四川设置“博买务”，垄断丝帛茶 叶贸易，商人和官僚又相互勾结，操纵市场，使那些失去土地而依靠小买 卖谋生的农民失去最后一线谋生的希望。王小波等以“均贫富”为号召发 动起义，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万人。恰巧这一年四川发生旱灾，人民衣食无 着，王小波手下的队伍日益壮大，参加者多达数十万人，历时数年，并一 度攻人成都。
第二件事是契丹四百余口内附。宋初，宋太祖逐步削平各个割据政 权，实现了局部统一。北宋与辽的对峙，是宋初军事斗争的主轴。太宗几 次伐辽失败之后，统治集团内的一些人产生了严重的恐辽情绪，太宗适时 地调整了对辽战略，以守代攻。虽然辽对北宋多次抢掠，但这些军事行动 也未改变两国对峙的现状。
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六月，并州（今山西太原）报告400多契丹 人投奔宋，太宗听到此消息，对边患之事有了新的认识。当时他对近臣 说：“国家若无外扰，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 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太宗用“奸邪无状”概括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所 有矛盾。各种矛盾的激化，必然引发内乱，从而危及政权的稳定。因此， 军事上“守内虚外”，便成了北宋战略布局的基本原则
重在守内的国家战略，首先体现在对军事力量的使用上。.
禁军是北宋的中央军兼正规军。它的职责，除侍卫皇帝、守卫京城 外，还肩负着对外征伐、对内镇压的双重任务。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禁军 的建设。禁军在招募和拣选方面十分严格。宋太祖让各州长官把所部兵员 中骁勇善战的人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又选强壮的士卒为“兵样”，送 至各地，以此为标准招募人员加以训练，然后再送到京城充当禁军。“兵 样”身高要求相差不大，身材挺拔，特别是琵琶腿、车轴身、力量型的士 兵更受欢迎，同时还要测试跑跳能力。在管理方面，太祖规定驻在城东的 禁兵到城西领月粮，驻在城西的禁兵到城东领月粮，而且都要由自己背负 回营。同时还用“阶级之法”，革除晚唐以来士卒骄横的恶习。即确立从 士卒到将领的绝对隶属关系，不能以下犯上，否则就是犯阶级。凡犯阶级 的士兵分别处死或流放。因而最初的禁军，都很有战斗力。太宗时禁军人 数只有19. 3万。宋军除禁军外还有厢军，即地方兵，主要从事杂役。在 兵力部署方面，禁军主要驻扎在都城。太宗曾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 居人百万家”®。以此推断，只有一半的禁军布防在边城等战略要地上。虽 说战争爆发可从京城调兵，但长期以城防为主要作战任务，其野战能力必 然下降，与辽夏骑兵作战往往不占据优势。宋军对正规军的使用，充分体 现了“守内虚外”的战略。
其次体现在军队使命任务上。
宋朝实行募兵制，组建军队不仅着眼于守卫边防，还着眼于维护社会 稳定。这主要表现在厢军的设置上。厢军不从事作战，主要承担各种杂 役，这就大大减轻了普通百姓繁重的劳役，减少了因农民不满而引发的 暴动。
北宋募兵制的本质是“养兵制”。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北宋的军队成 了调节社会矛盾的政治集团。相当一部分厢军兵士来源于流民、饥民和流 放的罪犯。国家之所以招募他们充军，目的在于断绝内乱之源。太宗时， 京城百姓焦四等，啸聚数百人，劫掠居民，为京郊之害，帝令悬赏招募充 军，承诺不判死罪。焦四等请罪自归，政府各赐锦袍、银带、衣服、缗 钱，并提升为龙猛军使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江西湖南干旱歉收，
孝宗帝便指示“宜可募兵两路，各且募千人。这样招募的结果，不仅 使军队成分复杂、素质低下，而且长期供养，极大影响了战斗力。以陕西 为例，转运副使薛向曾进言：“陕西之兵，厢禁军凡二十五万，其间老弱、 病患、技巧占破数乃过半，请下诸路，拣其不任征役者汰之，敢占技巧者 论如法。宋一般士兵的退役年龄在61岁。除了有技术特长的按要求退 役外，提前退役需恩准才行。此后在宋神宗改革期间，商议将退役年龄提 前到50岁。“养兵制”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但宋军却坚持不改，这与他 们更多看重它的积极意义有关。正如韩琦所说：“今收拾一切强悍无赖游 手之徒，养之以为官兵，绝其出没闾巷啸聚作过扰民之害，良民虽税赋颇 重，亦已久而安之乐输，无甚苦也，而得终身保其骨肉相聚之乐，此岂非 其所愿哉!”®宋代重在守内的战略理念，决定了军队建设的发展方向。宋 代兵弱之所以成为一个朝代的突出特点，它的根源在于制度本身。
北宋与前代相比，另一个突出特点却是国富。古代中国富裕的重要标 志是土地与人口。孙子把国土面积的大小作为衡量军事实力强弱的基础指 标，因为国家的幅员大小决定了其物产和军队数量的多少。人口的多少直 接反映了劳动力的状况，它与国家财富的创造息息相关。这两个因素在宋 代却发生了奇特的变化。宋代所统治的国土面积不及唐代，但宋代的人口 却超过1亿。这说明宋代蕴藏了巨大的财富。
宋代财富的创造过程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相对平稳的内外环境。北 宋尽管与辽、西夏战乱不断，但通过金钱换和平，使北宋保持了上百年的 相对稳定期。加上宋太祖的守内重于守外的战略，在制度上消弭了许多内 乱的根源。
二是对土地政策的改革。隋唐实行“均田制”，国家对土地的控制， 在一定时期保证了国家经济的均衡发展，在历史上有重大进步意义。但北 宋却加快了土地私有化的进程，就是国有土地在法律上也和私有土地一样 可以买卖。这是战国以来千余年土地私有制度发展的最大成果。其结果使 拥有特权的官僚地主和普通地主成为同一个阶层，他们只能免除差役和部 分杂税，不再享有任何世袭的政治和经济的特权，整个社会形成了 “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流动状态，这在历史上实现了社会变革质的飞跃。
北宋土地的私有化，极大调动了各阶层的生产积极性，他们创造的巨 大财富，远远超过了前代。
三是商业的飞速发展。中国自秦实行“农战”、主张重农抑商以来， 商业的发展始终被各代置于严格控制之下。比如在唐代以前，市场均由政 府设立和严格管理。唐实行坊市制度，长安城内的交易场所仅限于东、西 二市，而当时有市坊百余个，两市大小仅四坊之地。当交易市场关闭后，
在市之外禁止任何交易。宋代建国后，商业市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过去 的市坊制度已一去不返，商业交易完全由商人自由选择。更为重要的是， 宋在过去的主要城镇，设市交易，使城镇除原来的行政、军事功能外，经 济功能开始显现，从而在全国范围形成了繁荣的商业网络。
宋代的土地私有化和商业革命，为宋的经济繁荣提供了制度保障。因而 宋代无论是科技的发展还是文化的繁荣，都代表了宋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宋代的国富，使其在战略选择上有其更大的空间。宋通过金钱换和 平，缓和了它与辽夏之间的矛盾。但北宋的战事却远远没有结束，因为他 孱弱的军队，无法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
流动的战略资源和快速反应部队，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都是国防中 极为重要的安全支柱。它体现了以变制变的兵法精髓。而坚固的国防设 施，是重要的安全支撑，有时还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但战后却常被人们放 弃，因为它不代表战略的灵魂。
四、经略西域的战略决策
西域是古代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通道。“汉代初开西域，有三十六 国，其后分立五十五王”®。但自后因受中原王朝盛衰的影响，西域通道时 关时闭。隋朝，隋场帝“通西域，经略四方”，初见成效。但随着隋末战 乱不断，西域之路再次中断。
隋裴矩《西域图记》中，记载西域有44国。自敦煌通往西海（今地 中海）的通道共有三条。北道从伊吾（今新疆哈密），经铁勒部突厥可汗 庭，至拂葙国（东罗马帝国）最后到达西海。其中道从高昌（今新疆吐鲁 番市东南），经焉耆（今新疆焉耆县西南）、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 越葱岭到波斯，最后到达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今新疆若羌），经于阗 (今新疆和田南）、朱倶波（今新疆叶城）、喝盘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 越葱岭，到北婆罗门，最后到达西海，在这三条通道中，西突厥通过控 制铁勒、高昌和鄯善等关口，实际上控制西域连接欧亚的通道。
唐太宗对西域的经略，也贯彻了 “安静为要”的战略思想。西域诸 国，也是突厥等扩张国的受害者。他们在隋朝就依附中原，连年朝贡，唐 初也是如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安静西域的战略目标则有实现的客观条 件。如距京师12000里的屙宾，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遣使贡宝带、 金锁、水精盏、状若酸枣的颇黎。贞观中献名马。太宗对大臣说：“朕始 即位，或言天子欲耀兵，振伏四夷，惟魏征劝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 安，远人伏矣。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长皆来献，此征力也。这也体现了 唐代与秦汉、隋相比在战略上的明显变化。即以内制外，而不单纯用征伐 迫“四夷”屈服。当然，这种战略，是以强大军事实力作后盾，是以攻其 一而慑其众为手段。否则，以内制外、以静制动的战略难以实现。
东突厥灭亡后，其百姓大部受朝廷安置管理外，有的部落或北附薛延 陀，或西奔西域。这样，一方面大大增强了西突厥的势力，另一方面朝廷 对东突厥的军事打击，也震撼了西域诸国。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在 西域中路通道上髙昌王麹文泰亲自到长安朝见太宗，表示臣服。这样西戎 诸国前来朝贡途经髙昌时，都很顺畅。但随着西突厥的崛起，特别是麹文
泰臣服西突厥后，商胡经过髙昌，常被阻截、拘留。唐廷曾遣使质问，髙 昌王却说：“鹰飞于天，雉（野鸡）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 其所，岂不快邪!因有西突厥支持，全然不把唐廷放在眼里。在中道还 有一个必经之国焉耆，高昌为控制通道，曾与西突厥联合，连破焉耆三 城。焉耆王向唐廷诉求，太宗便进而质问高昌王，谴责其数年不来朝贡， 不行藩臣礼，反而擅自设官，企图效仿百僚之治。最后通过使者向其发出 警告：“明年我当发兵虏而国，归谓而君善自图。”
太宗打算发兵征讨，群臣却进谏反对，认为万里之遥唐军难以得志， 况且远到天界，四方不通，虽然能得其国，但也难以守成。太宗未听其 谏，依然主张进兵。贞观十三年底，太宗令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左屯 卫大将军薛万均、萨孤吴仁副之，契宓何力为葱山道副大总管，武卫将军 牛进达为行军总管，率突厥、契宓骑数万军讨伐。高昌王听到唐军前来征 讨的消息，却对左右说，“过去我入朝时，看到秦、陇北城邑萧条，难以 与隋相比。唐廷今天伐我，兵多则粮草难以保障；若在三万以下，我完全 能遏制其攻。当其进到碛口时，将马疲兵钝，我以逸待劳，定能坐收其 弊。”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高昌王听说唐军数万已到达碛口，惊骇 之中无计可施，遂发病而死，其子智盛立。唐军攻破高昌城，麹智盛出 降，高昌国灭。唐以此地为西州，又另外设置安西都护府，留兵镇守。唐 地西延至焉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