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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鸟尽,良弓藏。”皇帝与功臣始终都难摆脱这种权力困境,历史 的活剧也如同盗梦空间的陀螺一直旋转下去。当权力运转进入到这样一个 怪圈,作为局中之人越挣扎,没顶的概率也就越大。每个朝代都无可幸免 地迎头撞上,所以这应该与皇帝的个人素质无关,而是权力通道出了问题, 造成一种习惯性的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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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借用经济理论来形容两者的关系,说他们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也就是说,皇帝作为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手里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又 分身乏术,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亲力亲为,于是就委托一个或数个代 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

皇帝派发高薪给功臣们,让他们在政治上享受高职位。皇帝希望用这 些现实的利益来换得功臣对皇权的一颗赤胆忠心。皇帝的底线,就是这些 功臣们不要动不动就造反。造反是一项高风险,但同时也是高收益的行业。 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说,要让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世传下去,就要将功臣造 反问题放在重中之重。在搞不清楚谁将会造反的时候,每一位功臣都有可 能成为皇帝怀疑的对象。这是一种很要命的逻辑,因为这种完全靠内心推 理来完成的命题,对于功臣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宋太宗赵光义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国家来说,面对的不是外患,就 是内忧。外患是有形的,而内忧因为无形则让人无从察觉。

这句话也同样道出了皇帝在处理与功臣关系时的那种无奈:那些有反 骨的功臣没有把大大的反字刻在脑门上,那些忠心不二的功臣也没有办法 来鉴别。可以大胆设想一下,如果皇帝和功臣们能够掌握一种密码,我们 姑且把这种密码称之为权力分离码。这种权力分离码能够让皇帝破译出谁 是忠臣,谁是奸臣,而且不会混同。这样的话,这道权力困惑的难题或可 解决。可这只是设想,却无法付诸实施。更何况帝王的权力操守也因人而异, 就算有这种权力分离码,他们也未必会当回事。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洪武年间那场血雨腥风,也就是胡惟庸党案与 蓝玉党案。

由于幵国功臣的权力特殊性,造成了明朝建国初期权力系统的一种三 权分肥的现象,也就是相权、将权、皇权的权力分肥制。对于将权力看得 高于一切的朱元璋来说,这是他根本无法接受的。朱元璋是从社会底层打 拼出来的,他无法接受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有的是手段,多的是 权谋。如果自己不出手制服,那么后果将无法想象。朱元璋决定先拿两个 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太子朱标劝阻父亲“诛 夷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听后很生气,扔给他一根荆棘枝,让他捡起来。 朱标怕刺扎手不敢拿。朱元璋冷冷地说:“我这是在替你拔刺啊!”

抱着为子孙拔刺的朱元璋将诛杀功臣的行动推向极致,在胡惟庸死后, 朱元璋不依不铙拿他大作文章,将他的罪行逐步升级,不断扩张打击面。 胡惟庸的罪状被定性为“通倭通虏”,也就是投敌卖国。在任何时代,卖 国贼都是全民公敌,死不足惜。

胡惟庸的被杀算不得冤假错案,有自取灭亡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因为 一个胡惟庸,将大批无辜的开国功臣卷进来,这是令人发指的。胡惟庸案 是朱元璋传递的一个信号,他要没收相权,重整一个崭新的权力系统。既 然杀戮己开,杀一个也是杀,杀一万个也是杀。朱元璋索性将所有怀疑对 象都冠上“胡党”的罪名,一网打尽了。

有人评论“胡案”,“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这句话道破 了皇帝与功臣之间的那点猫腻。

蓝王党案也是同样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是战 场上的一员猛将,曾经立下赫赫战功,有常胜将军的美誉。洪武二十年(1387 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随着权力筹码的不断增加,蓝玉变 得骄狂傲慢。而与此同时,朱元璋也正将另外一张大网悄然张开,网中之 鱼犹未察知。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注定又将是不平淡的一年。随着胡惟庸的 倒台,朱元璋取消了丞相这个沿用了千年的官职,也将相权直接收归中央。 昔曰的三权分肥,成了皇权和将权的直接对视。当朱元璋将目光锁定在蓝 玉那张骄狂的脸上,有人嗅到了不祥的气息。锦衣卫指挥蒋献在朱元璋面 前诬告蓝玉有“谋反”之意,功臣谋反,这是朱元璋心头最为在乎,也最 为难解的一道死结。一个无中生有的罪名,一通有模有样的审问。最后的 结果让整个帝国为之战栗,“蓝玉案”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是继胡惟 庸案之后又一场腥风血雨。此案让大明王朝的开国将领所剩无几,将权受 到重创。随着相权和将权的相继沉陷,朱元璋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头政治家, 大明王朝也由此翻开了君主集权的一页。

我们可以从朱元璋让御用文人写的《逆臣录》中看出,那些被诛杀的 功臣们都是死得稀里糊涂,摊派在他们头上的罪状根本经不起推敲,稍一 推敲就破绽百出。按照书里记载,一个叫蒋富的人供述,蓝玉领兵回来, 请朋友们喝酒,这个叫蒋富的人也在列。也正是因为这次酒宴,蓝玉对他说: 我们是老朋友,我跟你说个事。我有心想谋反,你回头来帮帮我,事成之 后共享富贵。而这个蒋富只是蓝玉家的打渔网户,能不能摊上与蓝玉一起 喝酒,都是个谜啊!

另有一名叫张仁孙同样供述,蓝玉出征回来,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 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人准备好武器等候自己的号令。这个张仁孙只是乡 里的染匠。造反这么重大的事,一代名将蓝玉的表现却如此业余,与他的“常 胜将军”威名不相吻合。

借用一套经济学里理论来分析权力成本和收益,造反之类的事对于权 力成本和收益来说都是最高的,当皇帝的收益就不用多说了。总之,与当 皇帝的收益相比较,任何权力成本都会相形见绌。只要有些风险偏好,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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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造反成功,也就难保不让人评然心动。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 宝座来说,不可能根据成本和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皇帝们只能 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

作为朱元璋来说,他能够想到的就是动用手中的皇权来加大处罚的力 度,比如动用灭九族、凌迟等超出人类承受极限的手段来提高造反者的入 市成本。这样一来,那些有风险规避行为的人就会选择老老实实在家里呆着, 造反有风险,入市须谨慎。但话又说回来,当皇帝的权力收益是如此之高, 风险爱好者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不免蠢蠢欲动。在皇帝的眼里看来,那些曾 经跟他出生入死的功臣,个个都是风险爱好者,不然谁会去“提着脑袋干 革命”呢?所以在朱元璋看来,事后惩罚的威胁对蓝玉这些以冒险为乐趣 的功臣们来说丝毫不起作用。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 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 帝们自然有自己的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队伍,确 保自己的江山永固。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 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 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 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 最后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见识了一幕幕血腥的闹剧。

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功臣们天生就有罪,谁让他 们拥有造反能力呢。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防功臣都像防 贼一样。

明朝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 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 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 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 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过几天就一命呜呼了。 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 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新朝建立不久,他就申请告老还乡。自己退休还不算, 他还顾虑到儿子朱同将来也难保平安无事,就特地向朱元璋请求赏赐“免 死券”。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

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

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松口: “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

其实己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需要将事件和人放在那样一 个大时代的背景下作分析。在分析之前,有一个历史细节不容放过。在刘 邦的晚年,有一次患了一场重病,知道来日无多,于是将他的那些老伙计 们喊到眼前,杀白马为盟。盟约的内容是:异姓为王者,天下共击之。

这样一句话让我们清楚地了解了刘邦对于权力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 并不陌生,君君臣臣,要分得清清楚楚,异姓不得封王。为王者只能是刘 邦的家族子弟。也就是说,王这个封号是刘氏的专利。臣子们即使手中的 权力再大,也只能做臣子,而不能为王。

刘邦奉行的这一套权力体系,基本上还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家天 下的封建专制王朝的延续,新瓶装老酒是官家集团的一贯作风。骁勇有余, 谋略不足的项羽显然看不到这一点,他在灭了秦国之后,封刘邦为汉中王, 这显然是权力体系建设的一种倒退。早在奴隶社会的时候,那些权力大鳄 们就在玩这种分封诸王,国中有国的政治游戏。结果换来的却是诸侯王们 的不服,大家都是王,凭什么你项羽能冒充皇权代言人来分封我。在各方 势力都在参与权力分肥的斗争中,项羽成为众矢之的,并最终败给了刘邦。 所以说刘邦是不会重蹈覆辙的。

我们在这里只看到了韩信的下场,却没有好好计算其中的利害关系。

首先是韩信虽然没有亮剑,却要挟刘邦封王。客观地说,韩信打个报 告要求刘邦论功行赏也不为过。但是他选择的时机实在是大有问题,也就 是说韩信是在正确时间做了一件完全不着调的事。他在刘邦困在荥阳陷入 危局的情况下,要挟刘邦封王。这种趁火打劫的做法肯定是要被刘邦记恨的。 刘邦让他带兵合击项羽,他却讨价还价要刘邦封他“假王”。那意思就是说,

你不封王,我就不帮你打项羽。刘邦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皇家权力的底线不容随意践踏。刘邦的底线就是异性不能为王, 所有破坏正式权力系统的行为都是杀人的利器。在这种情况下,刘邦如果 一味纵容韩信就太不正常了,当项羽这个利益竞争者一死,刘邦就毫不犹 豫地收回了韩信的兵权,将其封为楚王。

这时候的韩信还是应该满足的,毕竟刘邦还是给他封了一个王,虽然 名不副实。凭着韩信的智慧,他应该对刘邦有所提防,可在权力争锋的舞 台上,一个疏忽就会导致满盘皆输。随着时间的推移,韩信的判断力出现 了严重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功劳是完全配得上一个王位的,自 己没有在楚汉相争的生死时刻插上一脚,就是送给刘邦最好的礼物。

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拿刘邦与朱元璋做比较,同样是草根出身的开国 君主,同样面临着开国功臣如何处理的历史难题。但两个人绝对不是一个 重量级的,刘邦出手洗牌,是因为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号角己经吹响,他的 做法有权力自保的意思在里面。而朱元璋的血腥屠杀,则完全是为了屠杀 而屠杀,为皇权的接班人扫清障碍,是毫无根据的因疑而杀。

功臣问题是所有的开国皇帝都要去认真研宄的课题,因为皇帝手中的 权力价值,不应该由他一个人独享,而应该作为权力股份,让那些功臣们 共同参与分肥。因为当初大伙都是提着脑袋跟你玩命干的,如今江山打下来, 你却要“卸磨杀驴”。刚建国时,皇帝与功臣有一段蜜月期,在蜜月期里 也有富贵共享的美好时光。可时间不长,双方感情就破裂了,刚派发下去 的免死铁券还闪着光亮,可这份光亮也救不了功臣的命。曾经共过患难的 兄弟,却成为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对手。

刘皇帝和朱皇帝将权力的刀锋指向了功臣,倒在刘邦剑下的除了韩信, 还有臧荼、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王;朱元璋更是异常生猛,几乎将开国 功臣一网打尽。

如果我们将一个王朝比作一个公司,那么开国皇帝和功臣们就是公司 的创建者。创业阶段,你不是皇帝,我不是大臣;你是大哥,我是小弟。 有福一同享,有苦一块吃。

直到有一天,公司上市了,做大做强了。作为董事长和CEO的皇帝通 过封赏功臣来确保功臣们作为股东永久拥有公司的原始股,共同享有公司 的红利,且不会被剥夺,通常以世袭爵位和丹书铁券的形式保证。可是刘 邦和朱元璋在公司创立后就撕毁了与功臣们的契约,杀戮功臣以剥夺他们 作为股东的权利。赵匡胤的做法与刘、朱二位截然不同,他只是剥夺了功 臣们的军权,同时给予他们丰厚的物质赏赐和崇高的政治地位,并通过互 相结为姻亲的方式巩固、加强彼此的私人关系。

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开国功臣还与赵宋皇家结为姻亲,他们的 子孙也享受到了由权力分肥所带来的利益。

皇帝和功臣由于权力分肥破坏了权力系统的理性秩序,私人的情感因 素被正式权力控制到了最低程度。只有将私人情感因素控制到最低状态, 专制权力才能达到最高状态。皇帝和功臣这对痛并快乐的冤家完全处于一 种“囚徒困境”的空间。皇帝和功臣就好像被隔离的囚徒,作为弈中的两 个博弈方,他们的目标都是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皇帝担心在权 力分红中,功臣手中拥有的权力危及到皇权;而功臣又怕皇帝翻脸不认人 而攥紧权柄不肯放手,这种互相设防,互不信任的状态,只会逼得皇帝痛 下杀手。

在这一点上,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是非常高明的方法,一般人还 真玩不了。赵匡胤用高官厚禄将功臣们手中的军权赎买过来,这样也就等 于换取了功臣危及皇权的权力。说到底,皇权对功臣的忌讳无非是他们手 中的军权,一旦功臣们心甘情愿地交出军权,他们也就双双走出了这种权 力的困境。

“杯酒释兵权”虽然是解决皇帝和功臣的最佳方法,但并不适合所有 的皇帝。要做到双方皆大欢喜,作为强势方的皇帝要有宽广的胸襟,用人识 人的才能,诚实守信的作风和玩转权力的智慧,才能率先打破这种权力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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