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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学表述底层有 着什么样的前景？话语分析的方法如何处理想象性内容？文学和底层问题是中 国现代文学史的一项重要课题，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这里不便展开，只想就 话语分析和文学想象的关系，简略谈一下思考这类问题的可能思路。我们知 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德里达和福柯的理论最初也是在文学系得到发展。词 句买包括以语言为载体的故事,技巧和叙述形式等等构成了文学想象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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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介不是纯粹的工具，里面积淀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当人们在 话语中展开想象时，这些未经反省的意识形态经验事实上构成了文学想象的原 材料。从大的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和福科对“性”的分析一样，考察人类话语 实践如何训练我们的文学经验。具体到单个的作品，我们可以在陈规化的词句 或故事等形式中，发现意识形态如何规训作家的文学想象。比如乡下人进城的 故事套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它在《陈奂生上城》、《刘老根》之类作品中的存 在形态,考察“东方主义”式的“想象的农村”如何在想象的作品中被不断地 再生产。由于文学想象主要诉诸人的感性，意识形态通过文学对社会公众的农 村体验的塑造作用不容低估。
但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于它还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如果文学仅仅是 对意识形态的简单复制就无从体现文学的创造性特征。文学的创造性虚构往往 可以突破意识形态的规约，暴露貌似天衣无缝的意识形态的空白和裂缝，从而 说出意识形态无法说出的东西。这点集中地体现在以语言实验为主的诗歌创作 中，诗歌语言的非常规组合，可以消解积淀在日常语言中的意识形态内涵，在 陌生化的语言形式中，人的精神地平线也因此得到延伸。文学的文化政治功能 就集中体现在这个方面（保罗-德-曼以来的西方“文学左派”甚至认为，文 学想象，包括文学的解构式阅读，是最重要的“政治”）。因此，在媒介样式日 益多样化的今天，用文学的方式关注底层，是否不只是简单要求用文学的方式 “反映”底层生活；根据文学自身的独特性，更适合文学的事情是否应是努力 突破关于底层的各种想象性成规•借此清除关于底层的各种意识形态遮蔽；在 这个意义上，除了指出陈规化的形式对文学想象的规训之外，文学想象的话语 分析的另一项重要文化政治功能就是善于发现和阅读这种文学创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多与底层文学表述相关的概念，“现实主义”无 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诗经》备受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被认为 包含了丰富的现实主义因素。确实，《诗经》所描绘的生活面非常广，从农事 劳动、战争徭役、婚姻爱情到宫廷生活。细节也很具体丰富，从中可以看到当 时人们的生产体制、生活习俗、劳动过程等丰富多样的日常生活细节。《诗经》 被称为是一部周代生活画卷,应该是恰如其分的评价。《诗经》这种所谓“饥 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特色.在五四启蒙文人看来，是创建直面人生 的所谓“活的文学”所急需的传统资源；而在稍后的左翼文学史家那里，则让 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发现了阐释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和重写文学史的有力素 材。虽然《诗经》有着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广泛而且具体的描绘，但是从现实主 义的经典定义角度考察，可以肯定的是，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 创作特色并不是出于“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自觉追求。诗集中大量取材于现 实生活的物象，很多也与典型化的要求有着比较大的距离。“《国风》、《小雅》 中的一些民歌……表现了一定的个性和典型性，但如果说这些诗歌对典型环境 中典型性格的描写，已经达到完美的境地.那就不合乎诗歌发展的历史事实 了。”②我们知道，无论是忧虑家国之事，还是表现个人婚姻爱情.《诗经》一 般从日常生活细节中攫取素材和灵感.这里面应隐含着另一种文学思维。这种 文学思维集中体现在“兴”的艺术手法方面。
我们上文提到，无论与人物内在情志有无必然联系，特定的事物都可以起 情，也可以寄情，这里面其实与原始素朴的交感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 思维里，自然万物之间，包括人与万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感应关系。物我交 感的思维产生于原始的生活经验.并在后来的汉儒那里发展出一整套系统的宇 宙知识，它不仅仅影响了早期诗歌，如《诗经》的“兴”的艺术手法的形成. 而且还深刻影响了中国古典文学感物起兴、缘事而发的诗歌创作观念，即所谓
“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朱熹《诗集传•序》）。因此，《诗经》 众多的作品常釆用周边的日常生活细节，并借以起兴、叙述，包括做比，应该 来说，不是力图塑造出恩格斯所说的“福斯泰夫”式的背景，也不是企望从特 殊上升到一般；更主要的原因应该在于这些物象、人事就在自己身边，与作诗 人有着比较直接的交互感应关系。特别是那些仅仅作为开头的兴象，由于几乎 “全不取义”，基本不能被看作实现了 “特殊与一般”、“揭示了时代本质”的现 实主义典型形象。虽然《诗经》中的诸多物象与典型化的集中关系不大，但是 物我交感的思维却给这些物象提供了另一条达到其特定历史效果的途径，如孔 子云“诗可以兴，可以观”。《诗经》的形成和编定，据说就与古人认为“诗”、 “风”具有这种历史政教功能有着直接的关系。关于《诗经》的编定.长期以 来就有采诗、献诗用于观民风的说法（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比较早的记录见于 《左传》）。关于釆诗的功能，汉人说得非常具体，何休《公羊传注》云：“男年 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 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岀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这些采来 的诗来源广泛，作者成分复杂，艺术层次也应该参差不齐，但人们仍然认为, 读诗者可以通过这些诗篇了解百姓疾苦、俗尚美恶和政治得失等现实情境。而 那些遵循“普遍与特殊”或“总体和个别”二元思维的文学创作经常产生的问 题，比如：这些作品是否具有普遍性.所反映的现象是否真实，是否有所扭曲 或者遮蔽？这些疑问在中国古人的思维和知识条件下似乎并不会出现。
因此，具体到当前在讨论底层文学表述过程所缠绕的一些问题，诸如：底 层的表述者是谁，对于底层的普遍性言说是否可能，知识分子写作能否表述底 层，底层怎样才能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也许这些问题应该被历史化的反 思，它们或许只是在特定的文化或知识谱系当中才成为问题，在另一种知识条 件下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