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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老话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 上,必偃。”在古人那里,君子、小人固然包含有道德意义 上的区分,但更多的是政治地位上的分际。所谓“上有所 好,下必甚焉”,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现象。范仲淹后来成了 世人景仰的贤达,具有他人所无法比拟的道德感召力和影响 力,是不难理解的。但在他不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秘阁校理 时,朝中的士大夫们居然能被他所感染,被他所吸引,以至 于形成一种良好的官场风尚,则是一件颇耐寻味的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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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光靠道德说教是行不通的。俚谚道:“说得 好,不如做得好小人物范仲淹之所以能在朝廷中倡导风 节,最为根本的是他做得好,是他的所言所行全是从天下出 发,率先垂范。说到底,是他身上所焕发出来的“浩然正气” 蟀。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赵恒死后,太子赵祯继位, 是为宋仁宗。仁宗即位之初,章献太后以其年纪尚小为由垂 帘听政。时间一长,章献太后被权力所异化,总是把大权独 揽,成了事实上的皇帝。朝中的官员们多是见风使舵的高 手,眼见皇帝无权,便不拿仁宗当回事了。然而,有个小人 物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天圣七年(1029年),“章献太后将以冬至受朝,天子

296 率百官上寿满朝文武官员均无异议,唯独小小秘阁校理

■ 范仲淹挺身而出,明确表示反对,奏道:“奉亲于内,自有

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他 的声音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认为有理有据的范仲淹

不肯就此作罢,索性写了一道奏章,请求太后将朝政归还给 年满二十的仁宗赵祯。朝廷不仅没有理睬范仲淹的奏章,反 而下了一道敕令,让其前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任通判。 (同上书)

被贬出京时,前来为范仲淹送行的秘阁同事们说道: “范君此行,极为光耀!”这是他第一次遭遇贬黜,第一次享

受光耀。

三年后,章献太后去世,仁宗下令调范仲淹回京,迁为 右司谏。看来,仁宗赵祯对其敢于犯颜直谏的往事记忆犹 新,索性让他做了言官,想以此来发挥他的优势。明道二年 (1033年),“岁大蝗旱,江、淮、京东兹甚。”身为言官的 范仲淹忧心如焚,马上奏请仁宗派人前去赈灾,没想到,仁 宗却不予理会。情急之下,他便前去催促,反问仁宗道:
“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仁宗这才醒过味来,便命其 “安抚江、淮,所至开仓赈之、在忙于救灾的同时,他也没 有忘记了解灾区的社情民意,回京复命时,专门上了一道奏 折,提出了匡正时弊的十条建议。(同上书)

仁宗即位后几年中,宰相吕夷简与控制着朝廷实权的章 献太后关系非常密切,是太后最为隆宠的大臣。太后去世 后,吕为了取得仁宗的信任,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讲章献 太后的坏话。这种狡诈行径,引起了郭皇后的极大愤慨。于 是,郭皇后在仁宗面前揭穿了吕的鬼喊伎俩,宋朝宫廷中的 勾心斗角由此而愈演愈烈。在吕夷简的百般算计下,仁宗赵 祯决意废黜郭皇后。仁宗的这一决定,弓I发了朝中的一场轩 然大波,范仲淹毅然带头“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能 得”。于是,他与同僚谋划:于次日朝堂之上,留下文武百 官和宰相吕夷简当面辩论。翌日一早,他刚刚来到“待漏 院”,就接到朝廷的诏书,命其出知睦州(今浙江建德);紧 接着,吕又派人前往范家,促其即刻离京赴任。他离京时, 又有送行之人称赞他说:“范君此行,愈觉光耀!”这是他 第二次遭遇贬黜,第二次享受光耀。

范仲淹在睦州呆了一年多,又转徙苏州。到达苏州不 久,便赶上了涝灾,洪水无情地吞噬了许多农田、宅院。于 是,他上疏朝廷,提出了治理水患的方案:“疏五河,导太 湖注之海。”奏疏获准后,他立即招募民工,组织实施。工 程尚未完成,又接到了让其转徙明州(今浙江宁波)的诏 命。这回,轮到转运使着急了,于是急忙上奏,请求允许范 仲淹留下来“以毕其役气这样,他得以留在苏州继续治理 水患,并大获成功。因治水有功,他重返京师,“拜尚书礼 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迁吏部员外郎、权

知开封府。”(同上书)

重返权力中枢的范仲淹,似乎并没有汲取前两次被贬的 教训,依然我行我素。当时,宰相吕夷简经过多年经营,已 经罗织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史称:“时吕夷简执政, 进用者多出其门。”对于官场上这种极其反常的现象,朝官 们只是在心里嘀咕,却没有人敢于公然“触网”。范仲淹经 过一番明察暗访,专门绘制了一张“百官图”,于景佑三年 (1036年)呈献给仁宗赵祯。他根据“百官图”所呈现出来 的各个官员升迁路径,逐一加以评论:“如此为次序,如此 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并明确地向仁宗建言: “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同上书)

范仲淹的言行传出后,引起了宰相大人的极度愤懑、反 感,必欲除之而后快。不久,朝中议论建都之事,范仲淹奏 议:“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 居洛阳。当渐广储蓄,缮宫室。”仁宗征求吕夷简的意见, 吕不屑一顾道:“仲淹迂阔,务名无实范仲淹见吕如此 轻视自己的建议,“乃为四论以献”,大抵讥切时弊云云。 吕夷简便借机劾奏其越职言事,离间君臣,结党营私,将其 贬黜到了饶州(今江西鄱阳)。(綃鉴易知录)卷六七)

此时,殿中侍御史韩缜“希宰相旨,请书仲淹同党,遏 之朝堂”。于是,又引发了一场纷争。结果是同情范仲淹的 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人均遭贬 黜。由于这次他的罪名很大,离京时前来送行的很少。但 是,集贤校理王质和龙图阁直学士李紘却载酒出郊,为其践 行,并满怀深情地说道:“范君此行,尤为光耀!”这是他 第三次遭贬黜,第三次享受光耀。

俗话说:“人心是杆秤。”吕、范朋党之争虽然以吕夷
简暂时占据上风而中止,但人们对范的同情却是权势所不能 禁止的。据史书所载:他第三次遭贬黜后,有人担心集贤校 理王质会因为其送行而被指为范党,王质却坦然自若道: “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馆阁校勘蔡襄曾经做过一首 《四贤一不肖》诗来赞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讥 谐不敢坚持正义的言官高若讷。京城里的人们竞相传写此 诗,以至于“粥书者市之得厚利”。

范仲淹到了饶州,并未因多次遭贬而稍有消沉。从三次 宦海沉浮中,深深领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他,赋诗自 况道:“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不久,其妻 李氏病死于饶州,好友梅尧臣闻听后,专门写了一首 炽乌 赋),劝他汲取以前在朝中多次犯颜直谏的教训,不要再去 得罪那些权贵们。范仲淹感慨万端,随即写了一首同题诗回 复,表示不管人们如何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他都不会放弃 自己的操守而明哲保身:“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大哉斯言!颠沛流离之中,人们终于看到了范仲淹不向 恶势力屈服的斗士品格!血液中流淌着这种品格的人,怎么 可能会为了荣华富贵而放弃操守和坚持,怎么可能会与朝中 佞臣、官场陋习同流合污呢?

范仲淹在饶州呆了一年多,又被流徙到润州(今江苏镇 江),然后又被流徙到越州(今浙江绍兴越城区)。如果不是 西北发生战乱,范仲淹重回朝廷的希望怕是很渺茫了。

一场举国为之震动的战事,使仁宗赵祯想起了范仲淹, 从而令其命运出现了转机。宝元元年(1038年),居住在甘 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人在其首领元 昊的率领下,脱离宋朝,建立了西夏国。元昊自称西夏国皇 帝,调集了十几万军马,大举进攻宋国的延州(今陕西延 安)一带。对西北边境出现的如此危局,宋朝当局事先毫不 知情,更无应对良策,面对强敌入侵,朝中大臣有的主战, 有的主和,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仁宗赵祯举棋不定,无所 适从。危急之时,仁宗决定起用贬黜已久的范仲淹,“召为

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改陕西都转运使。会夏竦为陕西经 略安抚招讨使,进仲淹龙图阁直学士以副之。”(侏史•列 传第七十三))

于是,范仲淹作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的助手,挺

300 枪跃马出现在西北战场上。其时,“延州诸寨多失守”,他

— 主动请行,“迁户部侍郎兼知延州”。面对严峻局势,他与

主帅夏竦、副帅韩琦密切配合,共度时艰,发挥出杰出的军 事才能,迅速扭转了战场上的被动挨打局面,开始取得战争

的主动权。

在范仲淹之前,在延州负责指挥与西夏军队作战的宋军 将领是延州知州范雍,范雍根本不是西夏的对手,捷报频传 的西夏军队也根本不把范雍放在眼里。范仲淹到任后,“大 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六将领之,日夜训练,量敌众寡, 使更出御。”敌我双方经过几次交手,西夏军队的首领便知 道了他的厉害。西夏军官们纷纷相互告诫说:“无以延州为 意,今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側鉴易知录)卷六丿。

虽然范仲淹来到延州后力挽军事上的颓势,为宋军争回 了几许颜面,但残酷的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却深深地印在 其内心。于是,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有名的 飽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 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0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 未勒归无计。萧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或许由于心中有着挥之不去的悯民情节,或许是由于对 敌我双方的优劣看得更清楚一些,在战争局面有所好转以 后,范仲淹的头脑十分冷静,主张采取严密的防御战略,而 没有像副统帅韩琦那样,一味地主张大举反击。虽然急于求 胜的仁宗批准了韩琦的方案,但战事的演进却为范仲淹不幸 而言中。这次宋军大举进攻失败后,朝廷痛定思痛,采纳了 其主张,一方面积极防御,一方面大力争取宋夏交界的少数 民族,分化瓦解西夏的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宋朝在 西北方向的紧张局面又得以缓和。当时边境上流传着一首歌 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 之惊破胆了

古谚有曰:“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庆历三年 (1043年),北宋与西夏开始议和;翌年,两国正式达成和 议。至此,饱经战乱、兵燹之苦的西北百姓,终于有了一个 稍事喘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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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元年初,西夏皇帝元昊派使者前往延州与范仲淹接 洽和议之事。范仲淹内心深处也想早日结束战争,便回了元 昊一封书信,敦促其早下决心,重修两国之好。

是年三月,元昊派使者前来送答书,“语多不同”。范 仲淹于激怒之下,当着西夏来使之面,焚烧了元昊的书信。 其冲动之举传到朝中,“朝议以仲淹不当擅通书,又不当擅

焚之建 大臣宋庠甚至提出应将范仲淹斩首。多亏了大臣杜 衍全力为之开脱,指出其“志在招纳,盖忠于朝廷也,何可 深罪”?仁宗才醒悟过来,只是将其官职降为户部员外郎, 调去镇守耀州(今陕西铜川西南)而已。(见《纲鉴易知 調卷六八)

庆历三年,西北边境战事缓和以后,仁宗便将范仲淹调 回京城,迁升为参知政事,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 主持朝政。于是,北宋历史上的一次虎头蛇尾的改革—— “庆历新政”就此拉开了序幕。

回望历史,不难发现,改革大多是迫不得已的,是社会 经济政治各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老路无法继续走下去 时的被动选择,发生在宋代的几次改革皆是如此。范仲淹主 导的庆历新政及其后的“王安石变法”,都是在这样的大趋 势下出现的。

却说庆历年间,内忧外患接连不断,百姓生活举步维 艰,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军费开支逐年增加,官僚机构人满 为患,仁宗皇帝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等到西北的战事稍一 缓和,他便立马将范仲淹、韩琦等人召回京师,委以重任, 要求他们放下包袱,大胆改革,并下手诏给范仲淹,让他尽 快提出明确的改革方案来。更有意思的是,仁宗还命人为范 仲淹等人打开宫中的天章阁,在条案上摆好纸笔,督促他们 立即写出条陈来。皇帝这一连串的举动,深深地打动了范仲 淹。他曾经情不自禁地对人们说:“上用我矣。事有先后, 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史•列传第七十三))

虽然认识到改革多年的积弊,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 的,但其全部政治智慧和生命激情还是被仁宗皇帝调动起 来,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政改革当中。此时,范仲淹激动而

惶恐,积极探索朝政剥复之机,很快写出了被世人视为新政 纲领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内容:“一曰 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二曰抑侥幸”,即抑制侥 幸做官和升迁的途径;“三曰精贡举”,即实行严格的科举 和用人制度;“四曰择长官”,即实行严格的官吏考核和管 理制度;“五曰均公田”,即调整地方官的职田收入;“六 曰厚农桑”,即大力提倡发展和奖掖农业;“七曰修武备”, 即实行新的军备制度;“八曰推恩信”,即多措并举推广落 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九曰重命令”,即慎重发布朝廷的 法令,令行禁止;“十曰减徭役”,即通过裁减行政建制和 减少政府冗员等措施,减轻人民的负担。此改革条陈上呈给 仁宗后,仁宗“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 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同上书)

改革一度进行得轰轰烈烈、炳炳麟麟,一向死气沉沉的 政治局面为之一新,朝野上下开始出现了几许生气’范仲淹 将大部分精力都用到了吏治的改革上,力主扩大宰臣的权 限,以此来提高行政效率。在急于做实事做大事的范仲淹眼 里,当务之急是裁撤一批不称职的地方官吏,选拔一批德才 兼备的士子为官。为此,朝中派出了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考 察,然后将官员的政绩整理成册汇总上报。他负责审査按察 使报来的班簿,只要看到不称职的,立马勾销。富弼在一旁 劝道:“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他不为所动,回 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GSL側鉴易知證 卷六八)

“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不让“一路 哭”而不惜“一家哭”,范仲淹心系天下苍生的大丈夫情结 跃然纸上。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没能维持多 久,便中途夭折了。

导致新政早夭的根本原因,是涉及面过广的改革触动了 既得利益者,弓I起了这些人的强烈反抗。史载:“仲淹以天 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 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 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 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練史•列传第七

王夫之在 妹论•仁宗》中,对范仲淹作如是评:“以 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 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淳薄,一系 于其心。是以内行修谨,友爱施于宗族,仁厚施于乡闾, 唯恐有伤于物,而恶人之伤物也独切。”他的这一性格特征 既具有明显的优点,也具有明显的缺陷。“若其执国柄以 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 裁倖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 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之而不倦。”在王夫 之看来,他擅长镇守边关,仁宗委任他担纲推行新政,乃 是用其所短;他的“缜密之才,好善恶恶之量”,乃是导致 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虽然王夫之对改革持否定态度的上 述看法失之偏颇,但认为庆历改革的失败与范仲淹过于好 善恶恶的性格不无关系,却有一定的道理。

由于实际主持改革的范仲淹等人操之过急,“更张无 渐,规摹阔大”,故而使原本就非常艰难的改革遇到了意想 不到的阻力,“论者籍籍,毁谤稍行”,使得一场原本利于

国计民生的改革难以为继,让攻击者污蔑为朋党之争的延 续。恰在此时,又发生了两桩动摇仁宗改革决心的大事:一 是宋朝与西夏国签订了和议,西北边衅得以暂时解除;二是 与范仲淹一同主持改革的大臣富弼,被人诬告犯有谋逆大 罪,仁宗虽然不相信富弼会谋逆,但由于形势有所好转,使 他支持范、富等人推行改革的热情大大减弱。老于官场的二

人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两人借“边陲有警”相继请求出使 边地。他们一走,庆历新政也随之偃旗息鼓、无疾而终了。

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的庆历新政,是北宋王朝的第一 场改革。此后过了二十多年,又在王安石的主持下进行了一

306 次规模更大的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由于前者是后者的

""" 先导、动因,而后者在历史上饱受诟病,故而范仲淹也随之受

到了牵连。王夫之便认为:“天章阁开之后,宋乱之始也。” 评价历史上改革的利钝得失,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事

体;评价一位改革者的是非功过,更是一桩要比评论改革事 件艰难得多的工作。好在本文无意于此,只是想借此在更深

的层次上,认识范仲淹的雄心或曰责任心,进而在理性的层 面上体会一个颇为感性的问题:责任心一旦与一个人融为一

体,将会产生怎样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张力。

离开京城时,范仲淹是以兼任河东、陕西宣抚使的名义 前去巡视边境的,仁宗还赏赍其黄金百两。到了边关后,他 将皇帝的赏赐全部“分遗边将”。走到哪里就把精力倾注到 哪里的他,很快提出了治理麟州的方案,并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使混乱不堪的河外局势重新安定下来。须知,麟州由于 屡遭西夏入侵、朝廷一度是打算放弃的。

就在范仲淹废寝忘食在边境忙碌的同时,朝中的反对派 们却抓住机会大肆攻击他及其主持的改革。此时,一度坚决 支持改革的仁宗皇帝也完全退缩,于庆历五年初下诏,废弃 了所有的改革措施,并且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一职。于 是,一度居庙堂之高的范仲淹而处江湖之远,被贬黜到了邓 州(今河南邓州市)任知州。

来到邓州不久,范仲淹又接到了徙往岭南的命令。邓州 官民请求让他留在邓州,为朝廷所允准。于是,他又在邓州 呆了一段时间。庆历六年(1046)夏天,谪守巴陵的滕子京 重修岳阳楼,即将落成之际函请范仲淹为之作记,并随函送 来一幅《洞庭晚秋图》。他与滕是同榜进士,情好甚笃。在 他主持改革时,滕又是积极的支持者。改革失败后,滕受到 牵连,而被贬謫守岳州。他深知好友受自己连累,心里颇为 不安,便动笔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借以抒发自己 胸中的块垒,并宽慰自己的好友。

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有感而发,动情地写下了诸 多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 于字里行间流溢出了改革失败后复杂而压抑的心情:

若夫阴雨霏霏,连月不开;阴云怒号,浊浪排空; 日月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檣倾楫摧;薄暮冥 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 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古往今来,真正有抱负的爱国者心中都是盛满了责任 的。由于胸中有一颗被无限放大的责任心,他们无论身处顺 境逆境,所思所想的都是天下苍生,都是江山社稷,故而从 来也不会斤斤计较小我,不会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是屈原钢铁意志 的诗意表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 仲淹爱国情怀的直白流露。古圣先贤的仁者情怀,经过这两 位践行者之口,经典般地表述了出来,遂成千古绝响,感心 动耳,回肠荡气。

纵观其一生,几乎始终处在无休止的党派崎匿之中。由 308 于政见不合,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派与以吕夷简为首的一派争

— 斗了许多年。在朝中派系斗争如火如荼之际,他的忠实追随

者欧阳修曾于庆历四年(1044年)写过一篇轰动一时的 側党论),不仅公然承认朝中有朋党,而且把朋党分为君子 之真朋与小人之伪朋两类,要求仁宗皇帝“退小人之伪朋, 用君子之真朋”。

宋朝立国以后,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代“牛李党争”的 教训,专门下诏,严禁朝中官员结成朋党,明令不许及第的 举人与主考官之间以师生相称,可见,“戒朋党”成了宋朝 的一个基本国策。欧阳修在该文中大胆触及朋党这一十分敏 感的话题,公然承认朝中有朋党,无疑是给仁宗皇帝出了一 个大难题,弓I发了仁宗极大的忧虑。一天,仁宗问道:“过 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心直口快的范仲淹 立即以自己多年率兵打仗的经历,回答说他在前方带兵时, 经常见到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是一党;而胆怯怕死的 人也自为一党。在朝中也是如此。朋党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倘若人们结党不是为了营私,而是为了做好事,对国家有什

么害处呢?

范仲淹的一席话,无疑在仁宗赵祯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 阴影。后来,仁宗之所以迅速地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终 止了刚刚推行不久的新政,并且将主持改革的范仲淹、韩 琦、富弼等人悉数赶出朝廷,与怀疑他们之间已经结成了牢 固的朋党不无关系。

有道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同声相聚,同气 相投。”范仲淹承认朝廷中存在朋党,只能说明其胸怀坦荡, 不存私心,他与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被人视为同党,但 其对此并不否认。这只能证明他们是君子之交,是真正的志 同道合一心想为国家做事的人,是一群光明磊落的伟丈夫。 从史书所载的下述几件实例中,亦可清清楚楚地看出这一点。

第一件事:章献太后死后,朝中“言事者多暴太后时 事”,不遗余力地讲太后的坏话。范仲淹于太后健在时被贬 出京,太后死后才被召回担任右司谏。但他并没有随波逐 流地非议太后,发泄心中的私愤,而是从朝廷大局着眼, 向仁宗建议“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仁宗釆纳了其建 议,专门下诏,制止人们无休止地议论“太后时事”。 (侏史•列传第七十三))

第二件事:吕夷简主持朝政期间,曾将一再和他唱对台 戏的范仲淹逐出京城,贬黜到饶州。后来由于西夏国军队屡 屡犯境,导致朝廷人事不断变更,先是范仲淹等人相继被起 用;继而宰相吕夷简被罢免;接着范仲淹被任命为龙图阁直 学士,前往陕西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的副手;后 来吕夷简重新入阁拜相。仁宗心知范仲淹与吕夷简之间的过 节,重新重用吕夷简以后,曾经当面劝他与吕夷简冰释前 嫌,范仲淹遂顿首叩谢道:“臣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 也。”(同上书)翻阅史书,范仲淹与吕夷简之间,的确没

有什么个人的成见纠纷。

第三件事:范仲淹于改革失败后仕途更为坎坷,先是徙 放到邓州,后来又辗转于杭州、青州(今山东青州市)。皇 祐四年(1052年),因身患重病,他向朝廷请求调到颍州 (今安徽阜阳)任职。经朝廷批准后启程赴任,途中一病不 起,薨于徐州,享年64岁。从公元1044到1052年的八年 时间里,他从未抱怨过个人的荣辱每失;这是非常了不起 的。他死后,被朝廷追赠为兵部尚书。絢鉴易知录)卷六 八有一句话生动地记述了人民对其思念之情:“仲淹为政忠 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与属羌画像立生祠,其卒也哀号 如父•

由范仲淹的这些琐屑小事,忽然想到鲁迅先生生前的一 句自我评品:一生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至少,在主观上,光明磊落的范仲淹没有因一己私利而与人 结怨的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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